本書主要是利用報紙等資料，勾勒出二十世紀初期的一個文化、思想與社會運動。全書除了從一個比較不同的角度重新觀察「舊王朝」末年的一些新興事物與現象外，也試圖說明世紀初「啟蒙志士」的主張、作法和日後中國歷史發展的關係。

中研院院士余英時　專文推薦 各帝國的歷史是一部人類的悲慘史。 各科學的歷史是一部人類的偉大與幸福史。 ──吉朋（Edward Gibbon） 全套書共一千餘頁，百餘萬字 分成2冊出版，10月出版第1冊，11月出齊第2冊。 這是一本很令人動容的著作，雅俗共賞，有極高的可讀性，適合大眾閱讀，喜歡讀史的人，能從本書中獲得閱讀的喜悅。 這是一本很令人動容的著作，不但具備學術研究的嚴謹，且雅俗共賞，適合大眾閱讀，有極高的可讀性，喜歡讀史的人，能從本書中獲得閱讀的喜悅。 蓋伊學問淵博，文體優雅，主要論點信而有徵。這部煌煌鉅著共一千餘頁，百餘萬字，出版後廣泛獲得學界的激賞，並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其經典名著的地位屹立不搖，在當代同類研究中已無人能出其右。 啟蒙運動是蓋伊一生用力之所在，這部著作開啟了他一生從啟蒙運動以降的系列精彩歐洲社會與歷史的研究與著作，並奠定其...(展开全部)

這是一本很令人動容的著作，不但具備學術研究的嚴謹，且雅俗共賞，適合大眾閱讀，有極高的可讀性，喜歡讀史的人，能從本書中獲得閱讀的喜悅。 蓋伊學問淵博，文體優雅，主要論點信而有徵。這部煌煌鉅著共一千餘頁，百餘萬字，出版後廣泛獲得學界的激賞，並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其經典名著的地位屹立不搖，在當代同類研究中已無人能出其右。 啟蒙運動是蓋伊一生用力之所在，這部著作開啟了他一生從啟蒙運動以降的系列精彩歐洲社會與歷史的研究與著作，並奠定其史學巨擘之地位。 全書由《啟蒙運動：現代異教精神的崛起》（1966）、《啟蒙運動：自由之科學》（1969）兩本相關卻又獨立的書所構成，作者將全書內容分三部份：Ⅰ.對古代的訴求、Ⅱ.和基督教的緊張關係、Ⅲ.現代性的追尋。作者表示，第Ⅰ、Ⅱ部別代表「正」、「反」，第Ⅲ則代表「合」，安排為辯證性的三部曲，是為了反映啟蒙思想家大致的心路歷...(展开全部)

本書主要是利用報紙等資料，勾勒出二十世紀初期的一個文化、思想與社會運動。全書除了從一個比較不同的角度重新觀察「舊王朝」末年的一些新興事物與現象外，也試圖說明世紀初「啟蒙志士」的主張、作法和日後中國歷史發展的關係。

本书属文化中国研究丛书系列，是台湾学者李孝悌研究清末社会启蒙的史学著作。本书主要是利用报纸等一些以前不大受注意的资料，为清末十年的历史增加一个新的面相。勾勒出二十世纪初期的文化思想与社会运动。从不同角度重新观察旧王朝末年的一些新兴事物与新兴现象，厘清清末启蒙志士的主张、作法。并试图指出，在二十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知识分子和人民及其文化的关系，有了引人注目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又成为此后中国历史中的一个重要题旨。

本书属文化中国研究丛书系列，是台湾学者李孝悌研究清末社会启蒙的史学著作。本书主要是利用报纸等一些以前不大受注意的资料，为清末十年的历史增加一个新的面相。勾勒出二十世纪初期的文化思想与社会运动。从不同角度重新观察旧王朝末年的一些新兴事物与新兴现象，厘清清末启蒙志士的主张、作法。并试图指出，在二十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知识分子和人民及其文化的关系，有了引人注目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又成为此后中国历史中的一个重要题旨。

晚清以降，東西文化交流劇增，大量新名詞如潮水般湧向中國。本書結合概念史和全球史的取徑，探索英語世界的“Enlightenment”傳入東亞後，如何在1880–1980這百年間的中國轉譯為「啟蒙運動」，進而發展出獨特的意涵。 本書首先考察清末民初的翻譯活動，檢視字典、百科全書和教科書等文本，分析近代中國從標準化乃至普及化的知識生產過程中，「啟蒙運動」作為「字詞」的語意流變。20世紀以降，「啟蒙運動」廣為中國知識人所用，琅琅上口，成為他們表達現實處境、表述未來想像的概念工具。因此，本書進一步剖析1930年代的新啟蒙運動、1949年後殷海光的「啟蒙方案」與1980年代王元化的第二次新啟蒙運動等案例，闡明近代中國的啟蒙運動並不是歐洲啟蒙運動的複製品，而是一場新生的運動，具有自身的國族和歷史特質。

晚清以降，東西文化交流劇增，大量新名詞如潮水般湧向中國。本書結合概念史和全球史的取徑，探索英語世界的“Enlightenment”傳入東亞後，如何在1880–1980這百年間的中國轉譯為「啟蒙運動」，進而發展出獨特的意涵。 本書首先考察清末民初的翻譯活動，檢視字典、百科全書和教科書等文本，分析近代中國從標準化乃至普及化的知識生產過程中，「啟蒙運動」作為「字詞」的語意流變。20世紀以降，「啟蒙運動」廣為中國知識人所用，琅琅上口，成為他們表達現實處境、表述未來想像的概念工具。因此，本書進一步剖析1930年代的新啟蒙運動、1949年後殷海光的「啟蒙方案」與1980年代王元化的第二次新啟蒙運動等案例，闡明近代中國的啟蒙運動並不是歐洲啟蒙運動的複製品，而是一場新生的運動，具有自身的國族和歷史特質。

誠如克羅奇（Benedetto Croce）所告誡的，歷史和歷史學家無法免於時代的印記。本書即以克羅奇的教誨為戒，其主旨在反映海內外目前仍持續不歇，關於1919年「五四運動」意義的討論。「五四啟蒙運動」時期成長的浪漫運動，雖然在中國的三○年代培育了為數不少的傑出文士，但是在感性主義與民族主義兩把烈火的燒燃下，中國並沒有像歐陸的浪漫主義文士，將文士的特有利器「批判之劍」，對準否定感性主義的理性主義。從這一角度來看，與中國近代浪漫運動密不可分的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無論是在三○年代、四○年代或稍後的時間裡，之所以將力氣泰半用於民族主義的萬花筒中做拼圖的遊戲，而無法將視野擴大至其他層次，例如有關啟蒙理性以及啟蒙理性展現於政治、社會、經濟乃至文化等層面上之影響的反省，也就不足為奇。

本書是對近代中國啟蒙運動的回顧，作者在批判中進行對時代的反思。本書由兩個部分所組成，第一部分主要討論啟蒙運動的一般問題，特別集中在啟蒙、理性與現代性等三大議題。第二部分為經驗研究，重心為探索新文化運動早期啟蒙思想的發展及其涵義，討論了「轉型時代」（1895-1925）具代表性的三份雜誌：《東方雜誌》、《甲寅雜誌》和《新青年》雜誌。這一部分不是外部地分析雜誌與啟蒙運動的一般關聯，而是從「歐戰」的角度出發，探索一次大戰如何形塑了五四啟蒙的思想脈絡，以及《東方雜誌》與《新青年》雜誌如何看待歐戰。作者探索的問題是，在什麼意義上「歐戰」帶給了中國啟蒙衝擊？以及這種衝擊的性質是什麼？